■“中华文化共有符号记忆”系列之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草原游牧文化是蒙古族传统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草原先民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草原上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存发展智慧，同时与游牧生活特征相匹配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应运而生。

蒙古族的游牧文化特征

游牧文化是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区的人民创造出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草原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习俗。

游牧文化源于蒙古族的传统生活。蒙古族的文化发源自北半球干旱的草原生态环境，这一地域土地并不肥沃，甚至可以说是贫瘠。考古学表明，我国内蒙古东部地区早期游牧文化发端于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出现了畜牧、农业和渔猎三种经济类型，但以畜牧经济为主。夏家店上层文化带有浓厚的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特征，发达的青铜器工艺，丰富多彩的动物纹装饰艺术，少量的农业生产、制陶技术和房屋建筑等传统生活状态，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早期北方民族文化的特征。尤其是除了猪、狗、牛、羊之外，夏家店上层文化还记录着饲养马的历史。马不仅用来骑乘，还用来拉车，骑马和使用带轮畜力车在当时已较为普遍，马与车的使用被视为草原游牧文化兴起的重要标志。

从今天的视角看，在草原世世代代休养生息的人们能够长期保持稳定的生存和繁衍，并维持着相对和谐的草原自然生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能够适应残酷自然条件、选择游牧生活方式的习惯。

游牧文化是世代相承的文化。12世纪时期的蒙古族主要由乞颜部、乃蛮部、塔塔尔部等十几个部落集团组成，游牧于今额尔古纳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上游和肯特山以东地区。按照当时的经济文化特点，可以将蒙古高原各部大体分为草原游牧部落和森林狩猎部落。自13世纪初，蒙古高原统一之后，蒙古高原各区域间文化开始融合，不再是封闭的、纷争的部落族群，原有的部落格局被打破，结束了数千年的民族纷争历史，走向了民族统一、文化融合与传承的新纪元。

游牧文化变迁经历了漫长的时光。早在元代丘处机诗文《泺驿路》中，“极目山川无尽头，风烟不断水长流。如何造物开天地，到此令人放马牛”等诗句对游牧景象的描述，与我们如今对辽阔草原牧场的印象如出一辙。如今，我国蒙古族游牧文化主要反映内蒙古地区特殊的历史进程，承载着这里的民众对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文化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同时体现出这个地区蒙古族民众的集体性格、共同气质和薪尽火传的内在生命力，反映出这个地区社会文化的丰富内涵。

游牧文化是一种“行”的文化。“行”即流动的方式，节约源于大自然的能量，又不断获取新的生存能量。尊重草原自然规律正是当地人们选择游牧的重要原因，也是确立文化发展维度的重要影响因素。蒙古族选择游牧生产方式，需要考虑四季轮牧、应对灾害、草场恢复、利用水源等各种自然条件的约束。在游牧社会里，马、车、“帐房”组成了游牧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游牧文化的重要标志。游牧民族常常进行迁徙，勒勒车和移动的“帐房”就成为他们的居室。正是这样的流动行为，构成了游牧生活方式的文化行为，使得车、马、“帐房”具有维持游牧社会运行的社会功能。

游牧生活的物质创造

走“敖特尔”是蒙古族传统的游牧方式和轮牧制度。“敖特尔”是蒙古语，意为“流动、游牧、迁徙”。草原牧民根据经验，选择临时走场和转场，到较远的地方借用草场放牧，以解决草畜数量矛盾和预防自然灾害对牲畜的伤害。蒙古包、勒勒车等生产生活工具，是走“敖特尔”转场的必要条件，也是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需要。

蒙古包是典型的游牧文化符号。建筑是一个地区最典型、最具识别力的文化符号。在广大的内陆亚细亚腹地，千百年来，蒙古包是蒙古族传统生活方式的显著特征，也是蒙古族生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完美结合，是充分展现蒙古族天人合一思想意识的建筑形式，更是游牧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关蒙古包的记载又称为毡帐、穹庐、穹闾等。约在满族先民与蒙古族先民频繁接触的南宋前后，满语称家为“博”，故蒙古人的家就叫“蒙古博”，谐音就称作“蒙古包”。根据内蒙古阴山岩画和乌拉特后旗岩画关于当地先民生活的图案描述，蒙古包建筑最早或诞生于早期青铜时代。在匈奴时期，蒙古包就已形成了足以传承发展的基本形态，据西汉桓宽著《盐铁论·论功》中言，匈奴穹庐“织柳为室，毡席为盖”。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辽墓出土的一幅石棺画中可见，契丹人一直过着游牧的生活，保持着以毡帐为舍的传统居住方式，此时期的毡帐形状均为半圆形顶。

蒙古包能够适应蒙古族游牧转场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满足牧民基本的生活需求，成为最好的居住选择。根据草原气候、水源、季节和草场情况，牧民定期转场迁徙，蒙古包也随之移动，搭建过程中不打地基，随地而建。据《黑鞑事略》记载，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建立蒙古汗国后，牧民为了适应游牧生活，制造两种蒙古包：一种为“燕京之制”，用柳木为骨，像南方的罘罳，可以卷舒，面前开门，上如伞骨，顶开天窗，皆以毡为衣，马上可载，易于拆卸安装；另一种为“草地之制”，以柳木组定成硬圈，径用毡挞定，不可卷舒，车上载行，便于移动且较为舒适。后经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多个群族传承和改造，蒙古包演变为更加实用的建筑。

千百年来，蒙古包建筑的演变，蕴含着蒙古族的生活习俗、民族文化和建筑美学，充分展现出草原游牧人民的美学观、自然观、世界观，全面反映出草原独有的地域文化特征。

勒勒车是蒙古族生态出行方式的符号。勒勒车，蒙古语叫“特尔格”，又称哈尔沁车、辘辘车、罗罗车、牛牛车等，是北方草原游牧区域和北方半农半牧区域的人们所惯用及喜爱的传统交通运输工具，是草原游牧生活的产物，现已成为蒙古族草原文化的象征。勒勒车制作工艺传统、精致，结构稳定，可用作战车也可用作运输工具。在几千年前，勒勒车由阿尔泰山北麓的斯基泰人发明并使用，到成吉思汗时期，勒勒车开始在蒙古族部落中广泛应用。勒勒车有记载的起源可上溯到《汉书》所记载的“辕辐”。到南北朝时期，鲜卑、柔然、铁勒等群族已经有了高超的造车技术，北朝时的铁勒人以造车闻名，他们造出的车“车轮高大，辐数至多”，很适合在草原环境中使用。喀喇沁旗娄子店1号墓壁画和克什克腾旗二八地1号墓石棺画中的毡车，库伦旗1号、2号辽墓壁上均画有高轮大车。解放营子辽墓壁画、辽宁鞍山市汪家峪画像石墓上的驼车，库伦旗1号辽墓壁画有的鹿驾小车，都是对勒勒车之形状和功能的记载。

勒勒车结构简单、取材方便、工艺独特，结实耐用、便于修理、使用面广，且车轮高大、四季皆宜，在婚丧嫁娶、参加那达慕、取水拉货等活动中逐渐成为家庭必备的重要工具；在牧场倒场、转场等生产中，亦是移动的库房，成为自给自足经济不可或缺的交通辎重运输工具。勒勒车千余年传承未衰的使用史，与游牧民族心理上对保护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认可、崇尚息息相关。

文化传承中的精神外显

纵观历史发展和蒙古族的精神文化形成过程，毫无疑问，都与它所处时代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蒙古族传统的游牧文化主要体现在元代之前，元代以后直至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形成了多元发展的文化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工业化、现代化和畜草双承包制的影响下，蒙古族生产生活方式由传统游牧逐渐转变为季节轮牧、定居牧、半农半牧，直至今天的现代化牧业和城镇生活。

可见，蒙古族草原游牧文化起初受社会生产方式制约而形成，后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留存下的许多相关的风俗习惯，已经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精神纽带。其中，象征着蒙古族人民豪爽、斗志昂扬及渴望和平精神的苏力德，已经成为当地人们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畜兴旺、幸福安康的文化符号。

苏力德，也叫“苏鲁锭”或“苏勒德”，意思是“旗帜”“徽标”或“大纛（dào）”。是由矛（色斯姆）、旒（古呼勒）、托盘和旗杆组成的旗纛，是蒙古族先民的战旗，象征着战无不胜和至高无上的权利，也象征着“精神之旗”，有神采飞扬、朝气蓬勃之意。

历史上，按照不同的形状、含义、功能和使用场合，苏力德又分为察干苏力德、哈喇苏力德和阿拉克苏力德三种。察干苏力德中的旒用白马鬃制作，长年立于可汗的“金色的宫帐”（斡尔朵）前，由可汗代代相传，不会轻易移动。哈喇苏力德中的旒用黑马鬃制作，也叫黑纛，象征威猛无敌，是外出狩猎或领兵打仗时用于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的标识。在元代画家刘贯道的《元世祖出猎图》中，就有一个专门高擎哈喇苏力德者。阿拉克苏力德中的旒用花马鬃制作，也叫作花纛，是古时蒙古部落之旗麾，也曾在当时的统治者家族中传递。可以说，苏力德的传递，不仅仅是力量与期望的交接，更赋予文化传承以依托和支撑，让我们在今天仍然能够借此感受到游牧文化的精神内涵。

社会文明向前发展，一个民族的文化元素必然要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并在不断进步中形成一个有向心力的系统。因此，每一次对历史与文化的回望，都要立足于文化自信这一激发中华民族创造力、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基本保证，从中发掘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动力，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永续发展的精神力量。

（作者王彦系内蒙古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刘蕾系内蒙古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中国民族教育》2023年第9期

作者：王彦 刘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