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明确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近几年，德育受到空前重视，不仅表现在专门的德育政策密集出台，而且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探讨，对于德育研究特别是德育内容的丰富、作用的强化以及德育工作的推动表现出强大的影响作用，形成了一系列颇具共识的德育热点。本文试图以德育热点为研究对象，回顾新时代德育发展，反思其实践走向，以期助力新时代德育事业更加科学发展。

   转变观念，助力关键课程发挥关键作用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及其教师队伍建设成为中央释放出的最为明显的德育信号。随后国家相继出台了《普通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培养规划（2019-2023 年）》《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优行动”工作方案》《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征求意见稿）》等 5 部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直接相关的政策，内容涉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队伍培养、改革创新、课程创优、队伍建设等方面。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都表明国家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视，但如何将国家的重视转化为师生的重视，这是推进德育实践的关键。

在实践中，学生甚至是教师，往往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单纯的意识形态灌输，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表述为“政治性”的一元规定。这种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认识，一方面使得学生容易有抵触情绪，认为这是一种由外在力量推动，且始终外在于个体生活的教育内容，另一方面使得教师难以“理直气壮”，因为他们也隐隐感到外在于学生个体需求的教育无法真正唤起其学习动机。所以有学者指出，即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社会的，即为社会发展服务，推动社会进步，教育者也应遵循人的需要的发展规律，引导教育对象理性对待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冲突，合力调节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满足方式，在社会需要中满足个人需要，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基于此，针对当前许多青少年只关注“小我”的需要，认识不到国家和社会赋予他们的身份和责任亦是一个社会成员的需要，教师不仅要以国家意志来论证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还要转变观念，结合学生实际，基于学生个体需要，从学生个体需要切入，进一步证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转强制灌输为启发引导，这或许是引导当代青少年重视并喜欢思想政治课的关键一步，是助力关键课程发挥关键作用的第一步。 

   把握丰富内涵，提高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效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一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也是德育研究中“老生常态”的主题，具有丰富的内涵。特别是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印发，进一步丰富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从爱国主义教育的本质性规定和时代性规定理解把握其丰富内涵，将有助于提供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

从爱国主义教育的本质性规定看，爱国主义既是一种道德情感，更是一种道德品质。在实践中，不能将爱国主义教育简单归为思想政治教育，更应该兼顾其情感教育属性。认识爱国主义教育的情感属性，可以更好地激发学习者的内在动机，使得爱国主义教育以一种更为可亲、可近、可爱的方式走向学生。

从爱国主义教育的时代性规定看，《纲要》指出要“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三者的统一，其实质是在处理国家认同、政治认同与政党认同的关系。“爱国”“爱党”分别对应国家认同和政党认同，“爱社会主义”则对应政治认同中对于政治制度的认同。一方面，我们当然承认这三者具有密切的联系。比如，政治认同在概念范畴上是国家认同的子概念。又如，有学者指出，政党认同是政治认同的一种，相较于政治认同，政党认同是一种较高层次的认同。如果说政治认同是公民个体对政治组织的情感归属，包括个人政治认知（公民权力意识）、集体政治认同（集中的合法权力）。那么，政党认同就是一种基于个人政治认知之上的一种集体政治认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三个概念在实践之中的张力。国家认同与政党认同的张力在于：二者并不一定呈因果关系——公民表现出积极的国家认同，却并不一定表现出积极的政党认同，因为公民有可能是因为文化认同而产生国家认同。一个公民可以声称“热爱祖国”，但却不认同“祖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也不认同“祖国”当下的执政党。因此，在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时，我们首先应该了解三个概念的内涵及其边界。在中国，之所以国家认同与政治制度认同和政党认同能够统一起来，乃是因为三者统一于新中国的历史，也统一于当下的中国现实。 

   抓住时代特征，大力开展新时代劳动教育   

2018 年 9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劳动教育再次成为“五育”的组成部分，得到全社会、特别是教育界的瞩目。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劳动教育意见》）印发，为开展新时代劳动教育指明了方向。

大力开展新时代劳动教育，必须紧扣时代特征，把握两个重点：一是劳动价值观培育是劳动教育的首要目标。《劳动教育意见》强调要“把准劳动教育价值取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增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报效国家，奉献社会”，凸显了劳动价值观培育的重要性。从现实来看，中国已经步入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物质丰裕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劳动的必要性。尤其对于当下的青少年来说，他们可能不再有“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直接经验和深切感受，劳动的意义不再能够以一种迫切需要的方式被感知。因此，无论从学理还是现实的角度，劳动价值观都应该成为推进劳动教育的灵魂。二是重视新时代对劳动能力的新要求。考察与劳动能力联系密切的另一个概念“职业能力”来看，新近的研究非常注重数字革命对职业能力带来的挑战。比如，欧盟提出了搜寻、加工信息的能力、网上沟通和合作的能力、创造和呈现信息的能力、确保信息安全的能力及发现和解决数字需要的能力这五大领域的数字能力，以期通过对数字能力的培养来输送适合新时代的劳动者。虽然劳动教育不似职业教育，要处理某一具体的专业技能，但劳动教育在具体能力培养上应密切反映时代需求，体现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新要求，在实践推进中应密切结合生涯规划教育、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等已有形式，切实提高新时代劳动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完善落实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   

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一直备受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上海市、北京大学、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八一学校等地考察时多次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全面系统的阐述。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进入到落实阶段，当务之急必须推进核心价值观实现教育转换，明确“落实什么”。教育转换就是要将作为培养总目标的十二个价值观转换为教育实践者能够看明白的教育内容。一是按照价值观的属性转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二个项目并非全是指向道德的，如，富强主要指向经济，民主、法治主要指向政治。明确价值观的属性转换，一方面可以为学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扩容”，譬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不仅牵涉思想政治学科，也涉及历史学科，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局限于学校德育活动和直接的德育课程，还可以依托其他学科教学。另一方面，为学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减负”。在历史课堂中教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虽不要求教师在学科教学中进行道德教育，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已经在其中了。二是按照价值的情境转换。从根本上言，社会主义制度是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重要的情境。譬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不能仅仅以客观的经济指标来作为判断依据，而是应该联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来阐释和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学校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乃是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背景信息，帮助学生理解社会主义，进而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按照教育的规律转换。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是其价值认同的生理基础，在对核心价值观进行具体阐述时必须考虑阐述的阅读对象是谁，唯有受教育者的认知能力（包括道德认知能力以及其他认知能力）与阐述内容相一致，价值观教育才可能顺利进行。此外，在进行教育转化时还可适当考虑学生的知识储备与相应阶段的学习内容。

   重视法治维度，进一步加强校园欺凌防治工作   

2019 年 10 月 21 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于开展防治中小学欺凌和暴力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对中小学欺凌和暴力进行专项整治。这是继 2016 年、2018 年之后，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第三次针对校园欺凌问题下发专项通知。校园欺凌为何屡禁不止？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个当代问题，也不是一个中国式的问题，校园欺凌发生的原因非常多元。有学者指出，它是社会、家庭、学校以及个体心理综合作用的结果，既关乎宏观社会结构，也有关个人心性秩序。重视“法治”维度成为当前校园欺凌防治的当务之急。

实证调查发现，教师对自身反欺凌的角色意识不足，且被限制了参与校园欺凌治理的权力。如果没有相应的专门法规，教师和学校很难明晰其具体职责，并依法获得自己在校园欺凌治理方面的应有权力。有学者专门介绍了爱尔兰 2013 年出台的《中小学反欺凌规程》。这项规程明确了学校管理委员会、反欺凌专项小组和家长三大主体在反欺凌行动中的具体职责，并设计了包括“鼓励举报与专业判断”“客观调查与翔实记录了”等一系列的处理机制，还构建了健全的欺凌信息报告体系。详尽的法规规定使得反欺凌主体知道了在反欺凌行动中“做什么”和“怎么做”，促进了校园欺凌防治效率提升。我国也可借鉴这些经验，要求各地各校因地制宜，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自己的反欺凌规程，力争从反欺凌主体的角度推进校园欺凌防治的制度化、科学化。

   理解复合功能，切实提高学校以美育人的能力   

美育本身具有很强的育人功能，也是增强德育实效性和针对性的有效途径，历来受到德育研究的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也特别重视美育工作。2018 年 8 月 30 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庆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学院 8 位老教授回信，提出，做好美育工作是时代课题，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2019 年 3月 29 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强调“美是纯洁道德、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学校美育是培根铸魂的工作”。文件中对美育功能和地位的描述，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全教会上强调的“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美育使命相一致，美育的复合功能得到重视。强调美育的复合功能，反思学校美育，有助于谨防将美育简化为艺术教育，也有助于发挥美育的审美属性，进一步提高德育的实效性，切实提高学校以美育人的能力。

美育的复合功能，首先表现在美育能够育德，这也是为何美育一直与德育有剪不断之联系的原因。有关德育与美育的关系，蔡元培先生有着清楚的论述。在谈到美育和德育之联系时，蔡元培采用了广义的德育概念：“教育之目的，在使人人有适当之行为，即以德育为中心是也。欲求行为之适当，必有两方面之准备：一方面，计较利害，考察因果，以冷静之头脑判定之；凡保身为国之德，属于此类，赖智育之助者也。又一方面，不顾祸福，不计生死，以热烈之感情奔赴之；凡与人同乐、舍己为群之德，属于此类，赖美育之助者也，所以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由此来看，美育之最终目的也是指向“人人有适当之行为”的目标，只不过其过程有所不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的美育工作亦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坐标的。美育与狭义之德育在实现“人人有适当之行为”之目标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美育的核心在乎“情”，美育只能以情感入手去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审美情感具有普遍性和超脱性，普遍性就意味着能够打破人我之成见，超脱性就意味着消除了利害关系，当人们不再执着于物质，祛除了自私心理，就容易产生高尚道德。因此美育的育德功能实际上是通过审美情感间接实现的。明确美育育德之间接性，对于学校美育工作的启示在于：美育不应在实践中被德育化。

其次，美育具有启智的功能。美育的启智功能主要表现在它在感受力的提升和创造精神的鼓舞上。感受性不仅对道德和审美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智力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人在认识世界的时候，既需要理性思维，也需要感性思维，而且，感性思维常常是理性思维的基础。创造性的发挥则是智育的高级目标，因为美是自由的，所以在美育中最容易激发人的创造性，经由美育的洗礼，个体的创造力将得到提升，在处理许多知识问题时，也容易打开思路，开拓疆域。

第三，美育对于劳动教育也有一定促进作用。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结果，而劳动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过程，因此，二者密不可分。劳动教育如果以“生产美”为原则，就能够有效防止异化劳动（那些“背离自主和主动性、不能反映出人的本质的劳动”，从而更好地实现其目标。而且，在新时代劳动教育的范畴中，闲暇教育本就占有一席之地。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意味着个体的自由时间不断增多。但是，如果个体没有驾驭这种不断增多的闲暇时间的能力，那么，闲暇时间的增多对于身心发展尚未成熟的学生而言，有可能将会是一种灾难，这种破坏性的影响不仅发生在闲暇时光，而且会波及学生当下和未来的劳动实践。

德育是教育的根本，也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成为共识时，德育的内容就注定会更加的丰富与复杂。因此，基于时代特征、国家关注与社会关切，围绕德育热点，反思新时代德育显得格外重要。它不仅有助于德育理论研究在纷繁复杂中把握主流主线，更有助于引导德育实践把握重点难点，有效推进工作。希望我们的反思能够切实推进新时代德育研究与实践更上一层楼。

来源|《教学与管理》2020年第36期

作者|张宁娟（中国教科院副研究员），曾妮（北京理工大学在站博士后），何蕊（中国教科院《中国德育》杂志编辑）